曹操给汉献帝《上九酝酒法奏》第一句曰：“臣县旧令南阳郭芝有‘九酝春酒’，法用曲三十斤，流水五石……”，引出了后世各地酿酒者的追捧，又经贾思勰记录在《齐民要术》之中，一时河南、山东、安徽等地纷纷以此记载为基础，酿出各自的酒品，尤以亳州古井酒厂为先驱，奉曹操为酒神，以“九酝春酒”为源头，酿出了举世名酒古井贡。
但是，“南阳郭芝”作为重要源头，却失去了清晰线索。郭芝是谁？他的下落、结局在哪里？一时成谜。
考之汉末魏晋之际，有两个郭芝，谁是此处的郭芝？
与曹魏家牵绊很深的郭芝
魏国后期的政治舞台上，一直活跃着一个郭芝的身影。
《三国志·少帝纪第四》：“景王将废帝，遣郭芝入白太后，太后与帝对坐。芝谓帝曰：‘大将军欲废陛下，立彭城王据’。帝乃起百台。太后不悦。芝曰：‘太后有子不能教，今大将军意已成，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，但当顺旨，将复何言？’太后曰：‘我欲见大将军，有所说。’芝曰：‘何可见耶？但当速取玺绶’！太后意折。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座侧。芝出报景王，景王甚欢。”
《魏略》：“诸郭之中，芝最壮直，先时自以他功封侯”。
上述史书中记述的“芝”，即是郭芝。他深度参与了魏文帝曹丕的孙子少帝曹芳的废立，是个在当时背景中很重要的人物。文中的郭太后，是曹家两代“郭皇后”的后一位。
这要从曹丕说起。
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受禅登基，成为魏国皇帝。本来，曹丕立甄氏为皇后。甄氏绝美，原为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媳妇，被曹丕掳获纳之为妻，生下嫡长子曹叡后，立为文昭皇后。但甄氏貌虽美却拙于心计，在曹丕争嫡中帮不上忙，渐渐地被郭妃夺宠，郭妃在曹家兄弟“世子”之争中，为丈夫屡献良策，帮助曹丕夺得“世子”之位——《三国志》：“后（郭后）有智数，时时有所献纳，文帝定为嗣，后有谋焉”——为此，曹丕称帝，移宫洛阳，不让甄皇后随行，让她驻在邺城旧宫，而携带郭贵妃移驾洛城。郭氏还抓住甄皇后偶有怨言的机会，进言曹丕，惹得曹丕大怒，下旨废了甄氏皇后之位，不久又下令赐甄皇后死：“发覆其面，糠塞其口”，死状甚惨——《资治通鉴·魏书》：“甄夫人留邺不得见，失意，有怨言，郭贵妃谮之，帝大怒，遣使赐夫人死”。
之后，曹丕不顾大臣反对，立郭氏为后，还表示自己轻色重德，封年长自己3岁的郭氏为“文德皇后”。
然而，人算不如天算，郭氏虽当上皇后，却一直无所出。没有孩子毕竟冷清，此时，曹丕长子曹叡因为母亲获罪所累，由“平原王”降为“平原侯”，郭皇后无出，曹丕只能将嫡长子曹叡交给郭皇后领养。曹叡已经14岁了，宫廷斗争已经耳濡目染，便将母难深仇埋在心里，各种场合都曲意侍奉养母郭氏，做到了表面的母慈子孝。倒是曹丕看穿了儿子的想法，恐留遗患，迟迟不将嫡长子曹叡立为太子，并有意培养年幼的儿子京兆王，有废嫡立幼的打算——史书记：“文帝以郭后无子，诏使子养帝。帝以母不以道终，意甚不平。后不获已，乃敬事郭后，旦夕因长御问起居，郭后亦自以无子，遂加慈爱。文帝始以帝不悦，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，故久不拜太子”（《魏略》）。
还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公元226年6月，年仅40岁未满的曹丕病逝于洛阳。病重期间，安排后事，在那个时代，未成年的孩子当皇帝无异自寻死路，成年的儿子只有一个曹叡，曹丕尽管心情复杂，也只有让曹叡继承大位，命曹植、曹休、陈群、司马懿共同辅佐。
曹叡即位，为魏明帝，他初立毛氏为后，但毛氏娘家的外戚政治上不能助力，且毛氏善妒，曹叡借故赐毛氏死，立郭氏为后，史称“明元郭皇后”。
这个郭氏本是河西大族，因家族涉及叛乱而被“籍没入宫”，她一步一步从女奴为魏明帝赏识，最终立为皇后，可见才色俱佳。郭氏上位后，果然“外戚得力”，短短时间内，她死去的父亲被追封西都定侯，叔父郭立被任命为骑都尉，堂叔郭芝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，堂兄堂弟皆为将、尉。
就是这个郭皇后的堂叔郭芝，曹叡依仗的外戚，后来投奔了司马氏，在颠覆曹家政权中发挥了先锋作用。
景初三年（239年），当了13年皇帝的曹叡崩，因为亲子皆夭折，只好由8岁的养子曹芳继位。及至曹芳成年亲政后，将养母郭太后软禁于永宁宫。辅政的大将军曹爽威胁到司马懿家族利益，司马氏乘着曹芳带着曹爽离开洛阳给魏明帝扫墓的时机，说动郭太后，屯兵司马门，控制京城，逼着愚蠢的曹爽自去职务投降，不久又被定罪夷灭三族。这次“高平陵事件”，注定了曹芳悲催的命运与下场，随之成了傀儡。
嘉平六年，司马氏控制了朝堂，就出现了逼宫的一幕：郭芝带着景王司马师的命令进宫面见侄女郭太后，当着少帝曹芳的面直白：景王要废掉你的皇帝，另立彭城王曹据为帝。这时的曹芳完全六神无主，恐惧的避到百台。郭太后当然还要在堂叔郭芝面前做做样子——“太后不悦”，但郭芝进一步说：太后，你的儿子不能教导，你有责任！大将军主意已定，带着兵士在宫外，你只有顺从这一条路，何必多说？郭太后表面上再挣扎一下：“我欲见大将军，有所说”。郭芝再逼一步：何可见耶？但当速取玺绶！戏已做足，太后软了下来。郭芝带着天子的玺绶出宫见司马氏，“景王甚欢”——干得好！
在这一折逼宫大戏里，郭芝是主角之一，但他显然不是曹操《上九酝酒法奏》里的那个“南阳郭芝”，因为年龄和辈分都不对。
曹操薨于建安二十五年，享寿66岁。上“奏”的那年是在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40岁，他的二儿子曹丕刚刚10岁。曹丕18岁生下长子曹叡，曹叡23岁继位，已经到了226年，所以，他的郭皇后即便与他年龄仿佛，郭皇后的堂叔郭芝也只能和曹丕差不多年龄，正当盛年，不然也无法出任“虎贲中郎将”（禁军司令）这样繁忙而重要的岗位，因此，他比曹操差了一代人。
所以，曹操“奏”中所称“臣县故令南阳郭芝”，显然不是这位郭芝，差着年龄和辈分呢。
风流有遗存的郭芝
陕西省博物馆现存一块珍贵的石碑，名为《仙人唐公房碑》，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，是一块汉代石碑。
此碑圭形、圆额，长方座，高190厘米，宽66厘米，厚17厘米。碑额偏右双行直书篆字：“仙人唐君之碑”。
据专家学者考证，此碑刊立于东汉灵帝（刘宏）建宁、熹平、光和之间（公元168—184年），记述唐公房成仙的故事。汉中这块《仙人唐公房碑》和曹操《衮雪碑》，同为珍贵汉代书法实物珍品。
这块碑记，是汉中太守郭芝所立。
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考辨古代碑碣，他这样记述这块碑碣：
右汉《公昉碑》者，乃汉中太守南阳郭芝为公昉修庙记也。汉碑今在者类多摩灭，而此记文字仅存，可读。所谓公昉房者，初不载其姓名，但云君字公昉尔。又云“耆老相传，以为王莽居摄二年，君为郡吏……须臾，有大风云来迎公昉、妻子、屋宅、六畜倏然与之俱去”。其说如此，可以为怪妄矣……然彼汉人乃刻之金石，以传后世，其意唯恐后世之不信，然后世之人未必不从而惑也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，以旱开宫寺祈雨五日，中一日休务假书。
撇开欧公的人生观点，只说“乃汉中太守南阳郭芝为房公修庙记也。汉碑今在者类多摩灭，而此记文字仅存，可读”，就认定了基本事实，石碑碑文完整，南阳郭芝所立。
欧公认定的“南阳郭芝”与曹公口中的“南阳郭芝”是不是一个人呢？
从年代、年龄考，吻合。此碑立于汉灵帝年间，约公元168—184年之间。曹操上表献帝在196年，相差20年左右，当时的曹操40岁，也就是说，郭芝在汉中立碑的时间，曹操20岁左右。恰好也是汉灵帝时间，其时，谯县曹家处于政治上的升腾期，郭芝此时任谯县县令，与曹家自然关系密切——曹操多年后仍能牢记“九酝酒法”可为佐证，也可见此“酿法”确是郭芝家的不传之秘——郭芝因为政绩卓著，又有曹腾推荐，升任汉中太守，顺理成章。此时的郭芝应该是50岁左右的中年，比曹操年长20多岁的样子。也因此，曹操在“奏”中称其为“臣县故令南阳郭芝”，既有对其年龄的敬重，也有对逝去岁月的尊重，“故”字，吻合年龄情境。
从施政作为考，显是一人。郭芝在谯县为令，即向曹家推荐了“九酝酒法”，这是见之于记载的普及推广科学文化的为政之绩，不见于记载的，也许不知凡几，可见，郭芝这个官员于在治内热情推行教化文事，重视文化建设。那么，他到任汉中太守后，对治下流传百年的“仙人唐公房”遗迹，自然不会无视。在那个道教兴旺的年代，太守自然要顺应民意，因此，他倡导捐资，修建这座仙人庙观，用以教化民众，显然符合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为政习惯，从为政轨迹看，二者显然是一人所为。
南阳当地有郭芝造酒的许多传说，可为佐证。按说，郭芝这样一个文化官员，应该史书有载，但汉书、三国志、南阳地方志都查不到郭芝的记载，很令人遗憾。可能的原因，南阳历史名人太多，诸葛亮、张仲景等名头太响，郭芝一个普通太守，未能进入乡贤名录，也有可谅之理，民间大量传说，都是关于他造酒的故事。可以佐证他确实与“九酝酒法”有关，实有其人。
至于不载正史，蠡测一下，或与特殊时代有关。汉灵帝晚期，天下已然纷乱，黄巾军借“五斗米道”起事，发源地正在汉中，之后的张鲁辈均以汉中为根据地。作为汉中太守的郭芝，此时应该到了60多岁的年纪，治下造反，他如果不能平乱，只有几种可能：或者被乱贼所杀，或者携家“从贼”求生，或者逃官而去，那就臭了名声，不能见之于正史了。总之，死在汉中任上的可能性很大。不然的话，曹操在196年得势后，岂会只在“九酝酒法奏”中一提名字，以后只字不提？“故”字，不仅有物是人非之慨，也有郭芝已经殒身的意味。
由此推断，整理“九酝酒法”的南阳郭芝，从谯县任上升任汉中太守，留下“仙人唐公房碑”，之后，殁于汉中。
一件酿酒法，一件汉碑刻，两件文物传千古，郭芝，可以不朽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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